出了医院，才知道农场换了一大批人，各车间有问题的全调换来了，这里真正成了“问题”大本营。经历相对简单的青工班解散，柳阳和、赵瘪、甚至家在河对岸的孙银正也调回了西安，我没得到回城的消息，被留了下来。听说外调的人回来了，从场部“首长”那讳莫如深的眼光里，我知道一场动荡正向我袭来，不知什么样的命运在前面等待着，心里充满了恐怖。这种恐怖是发自内心的，不可遏止的，是被动又不能掌控的，像过山车即将到达顶峰的紧张，也像即将跳入漩涡的莫测，那种滋味儿就好像当今看恐怖片，最可怕的不是妖魔鬼怪的出现，可怕的是它们出现前的渲染，强大的、无形的、致命的、无情的……
开始我想得比较简单，大不了再回后顺沟罢了。后来才知道，让我回去那是便宜了我，他们要像猫玩老鼠一样，把我玩个够……
我的农场“5。7”青工战友们再难聚首，顶让我挂念的就是孙银正哥哥的病，那副药，不知可有效果。
从河滩事件以后，我再不吃凉皮，怕见红白相间的色彩。九十年代到日本留学，一见到日本国旗就不舒服，不是对日本国怎么的，是嫌弃那反差过大，引人遐想的颜色。九十年代曾经往农场写过信，被退回来了，说单位已不存在，“5。7”道路已经走完了；也打听过绍义村的孙家，因属于三门峡库区，作为从甘肃迁回的移民，政府重新给安置了，那片地界二十年前就变成了化肥厂。
2009年夏天，看到电视报道，说中国脑外科专家用手术攻破了癫痫病发作难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