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小说的材料实在太多了，多得让人感到苦恼。“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我的脸皮要是厚一点，我就可以说郑板桥的这个条幅，就是我的艺术追求。因为材料过剩，现在一切都谈不上了。
为了写这篇小说，我事先做了详细的调查，通过我不能说得太明白的私人关系看到了一些卷宗，其中自然包括现在还不能公开的预审档案。这跟我平时写小说的习惯都是相违背的。我个人认为写小说就是捕风捉影，可以把绣花针写成棒槌，也可以把棒槌写成绣花针。我曾给一个批评家谈过这话，他不能同意我的“棒槌论”。他说，“还是那句话，要多深入生活。”他还说，在生活的海洋里，珍禽异兽多得很，数都数不过来。我对他的话一直将信将疑，但通过这次调查，我服了。
我曾经想过删掉一些人和事，回到“三秋树”的境界，但是行不通。原因很简单，我总得把问题交代清楚吧。再说了，既然一只小小的骨灰盒就足以容得下一个人的生平，那么在一篇小说里多塞一些材料又有何妨？我想起了小时候看过的蜂房（我的祖父养过好几箱意大利蜜蜂），那密密麻麻的蜂房，确实让人头皮发紧，可是你得承认，正是由于有了那么多的蜂房，才保证了我们可以喝到足够的蜂蜜。当然，如果哪个朋友认为这都是我找到的借口，我也不会提出反驳。诗人哲学家费边（1961—）曾经说过，历史就是由借口组成的，“‘借口’这个词放到诗歌里面，你甚至很难找到另外的词来和它押韵，但它却构成了历史诗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