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这是政治，你知道这是政治，可你现在做的其实就是政治。”克劳福德告诉格雷厄姆。时间是下午晚些时候，他们在去联邦调查局办公楼的路上，正穿过国家购物中心。“接着做你的事，找出一些共性，其他的由我做。”
芝加哥警察局向行为科学院要一份具体的遇难者档案。警察局官员说他们需要依据这份档案来决定哪些地区需要在临近满月的日子里增派治安巡警。
“给自己遮羞是他们实际在干的事。”克劳福德说，摇着他的塔特兹提包。“遇害者都是富人，他们需要在富人区增派岗哨。他们知道这样做肯定会引起强烈不满的——监狱看守的头头们自从弗雷迪被点炮后就已经在和他们争抢额外的警力了。如果他们在上层社会中增加警力而凶犯袭击了贫民区，上帝会保佑我们的城市高层人物。可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他们可以把矛头指向联邦调查局。我现在就能预知他们到时候会说什么：‘是他们让我们这么做的，这是他们对我们说的。’”
“我不认为他袭击芝加哥的可能性比任何其他城市大。”格雷厄姆说，“并不存在这样考虑的理由。这样做简直愚蠢之极。为什么布隆不能写这份档案？他是行为科学院的顾问。”
“他们不想从布隆那里得到，他们想从我们手里得到。让布隆受责备他们得不到任何好处，而且他现在还在住院。我受命处理这件事。国会山有人刚刚和司法部通过电话。头儿说做。你就不能听命去做吗？”
“好，我做。这本来也是我现在正在做的事情。”
“本来就是，”克劳福德说，“继续做就是了。”
“我更愿意回到伯明翰去。”
“不行。”克劳福德说，“留下来和我在一起完成它。”最后一个星期五浪费在西边了。
还有十天。